一个北大毕业生在职校教语文的两年

阿里

认识小陆是源于去年我对职校生群体的一次采访，她是其中一位学生的语文老师。在我采访前，她问我要了详细的采访提纲，非常谨慎。后来，她解释说，职校生在舆论里处于弱势地位，怕学生们不被尊重，受到伤害。后来我才得知她毕业于北大中文系，一路重点中学，高考全省前十，此前在出版社工作。在职校任教的两年里，小陆给同学们开非虚构写作课，带着大家读文学，给大家做“劳动法”的讲座。职校里发生的很多事，也在改变她的认知，她发现从前习惯的生活环境，很多是成绩带来的“优待”。那是她的学生都未曾体验过的世界。小陆反对“职校生”的刻板印象，同时也抗拒着“北大”标签。她希望能看到人本身的价值。

    口述｜陆千一文 | 孙小野 编辑 | 徐菁菁

在职校教语文三年前，我回西北老家过年，正好看到当地职校的招聘公告。此前，我和职校生群体没有什么交集，也没有太多概念。上次看到“大专生”这个词，还是在北大的树洞论坛里，有个女生发帖说交往了一个大专生男友，爱玩游戏，要不要分手？下面的回复除了劝分就是质疑谩骂，成了当时的热帖。我自己的受教育经历，就是从重点中学到北大。因为从小成绩好，家庭氛围比较宽松，老师也比较包容。职校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，我对不同的教育系统感到好奇，决定去试一试。

当时，我刚从一家出版社离职不久。当年高考填志愿，我对经济、法律都不感兴趣，分数也够不上元培，因为喜欢写作，就直接选了中文系。我想象中的中文系，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地方，大家一起谈论文学，谈论抽象的概念，不管多么理想主义，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。但实际上，中文系也不是孤岛，周围有些同学从大一就开始卷绩点、卷实习，或者去考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证书，每个人都忙碌急切，想要写作的我反而成了少数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文字相关的工作，就去了一家老牌出版社。

出版社延续着传统的工作氛围。我帮编辑做一些策划宣传工作，大家平时会坐在一边聊天一边干活，相处轻松融洽。每个前辈老师都会教我不同的东西，完全没有那种格子间的隔阂。我被保护得很好，甚至在我想要读研时，他们都说可以给我预留一年时间，读完再回来继续工作。我在那里呆了半年，从策划到发行的全流程，学到了很多。但我还想写作，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不断重复，接触的人和事很有限，心里有点着急。安逸的生活反而让我有点焦虑，我害怕自己未来的世界只有这么大，思来想去，还是想去其他环境看一看。

职校招聘时只说要招辅导员，进去了才说缺代课老师，让我教语文。我要负责数控、汽修、软件类专业，一个班三四十个人，每周四次，每次两节课连上80分钟。正式上课让我不断受挫。我一讲到课文，提到知识性的东西，底下的学生们就开始眼神涣散，发呆打瞌睡，或者干脆玩自己的。我们用的课本是专门给职业学校编的教材，里面有一些很基础的文言文、小说和散文，但学生水平参差不齐，上过高中的同学觉得太简单，没上过高中的同学又听不进去。我准备了很久的讲义，总结各种知识点，他们头也不抬。

另一个问题是，教材里的文章也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。现在和他们去讲朱自清，他们是真的听不进去，也理解不了，那种感情离他们的年龄和时代都很遥远，也不能硬让他们记住这种情感，在考场上背下来。我专门找学生聊，发现不只是上课内容，他们有些人对于课堂模式本身就很排斥，这种心理来自于之前上学，遇到问题没有得到老师帮助，或者被严重批评或体罚过。一旦产生抵触心，不管老师讲的是什么，只要是新的知识，他们就不太愿意去听。还有一些学生，是真的听不懂。知识积累需要过程，专注力和学习能力都需要长期培养，他们可能从中间某个环节就断掉了，空缺的太多，不知道从哪里补起。

班上还有一个男生比较特殊，他在上课时总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，比如直接把脚翘在桌子上，一副看谁都很不屑的样子。我开始很难理解，后来才知道他原本学习很好，但高考失利，不得已来了这里，心里不服气，始终憋着一口气。那些看似乖张的行为，只是他在这个环境里的防御姿态。于是，我会很注意课堂氛围，希望尽量轻松一些，准备音乐、视频，布置一下教室。我还会加一些小游戏，比如拿一个箱子掏个洞，让同学们写下生活里的困惑，再由抽到的同学去解答。我尽量挑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文章，比如“北漂”打工者范雨素的非虚构写作，带着大家一起读。

在写作课上，我们会把文章拆分成组，每组几个人去试着概括文章，或者仿写一些片段。其实刚进职校当语文老师，备课的时候我就在想，义务教育完成以后，学语文是为了什么？后来觉得无非就是阅读和写作，需要阅读的时候能不能理解内容，需要表达的时候能不能组织好语言。所以第一节课，我让大家一起讨论“语文”是什么，大多数同学说是写作文和背课文。我和他们解释，语文是一个很丰富的学科，写作也不只是应试作文。我还给他们放了电影《情书》片段，以此布置了随堂写作“第一次心动”，让大家随意发挥。

那一次，同学们配合度很高，交上来很多小纸条，有人写恋爱经历、第一次遇到小猫小狗、第一次打游戏，还有个男生另辟蹊径，说自己的第一次心动是成为受精卵的第五个月，那是他人生的起点。这些朴素又有趣的表达都让我很惊喜。


给学生写的评语（受访者供图）

在后来的教学中，我告诉学生不要害怕去写。平时的日记、备忘录都可以属于写作的一部分。如果想讲一个故事，觉得讲不清楚，那就找人去说，在说的过程中也会慢慢找到写的思路。很多学生的语言是半口语、半书面语的，刚开始看会觉得有些“粗糙”，细看下来，又有着特别真诚的生命力。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，是带着他们写“想在葬礼上听见的话”，有一个男生写自己从小到大学习都不好，但是他过得很快乐，后来他上了中专，在学校里参加技能大赛，有了一技之长，一直都很开心。他在最后写，“我知道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也知道我注定是一个普通人，但我会快快乐乐地过完这一生。”


学生放在箱子里的纸条，写“顺顺利利地走完这一生”（受访者供图）

我接触的这批职校学生都是05后，比我小七八岁，可能因为年龄差距不大，我也比较愿意倾听，很快建立起了信任。班里有了一些对语文感兴趣的人，会把平时写的东西拿给我看，还有几个人会写诗。不过这种对知识的兴趣，和“给我面子”这两件事，是纠缠在一起的。职校的学生，很多都会“认人不认课”，如果他们能认可这个老师本身，就会给面子认真听一下。我虽然很想说上课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改变，但事实上确实没有，更多的同学，参与度还是不高。就我的观察，很多同学已经渐渐丧失了表达的欲望，自我表达的能力非常匮乏。他们普遍来自农村，不少是留守儿童，往往在家里没有交流的对象，一路从村小到县中，也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，慢慢就习惯于不再表达，压抑自己的想法。

在舆论场中，“职校生”的身份会让他们处在劣势地位，更让他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生活。成长的困境在做老师的过程中，我对“职校生”所处的地位深有感触。其实，和大家印象中职校学生普遍顽劣、爱打架等刻板印象不同，我接触的这些孩子非常尊重老师，对教学的信任度特别高。那种顽劣的学生在我们实际接触里都是极少数，而且其中的大多数人出问题的原因都能找到。更多的学生们是自卑的。刚去学校的时候，一个同学早上胃痛，想出去买药，但学校封闭管理，我就答应帮他买。那时候刚开学特别忙，我直到晚上才想起来这件事，赶紧买了送过去。可就是这样一件我做得并不很好的事，他一直记着，过了好久还会提起。

他说，像他们这样的人，天生就是被人坑的，哪有别人对他们好。我听了很难受。大城市里的一些孩子即使文化成绩不好，也有很多体育和文艺活动，有展现自己和发现特长的机会；如果家庭氛围好一些，也能相对健康地成长。但在我所在的地方职校，学生往往没有这些条件。我观察，很多学生都处在一个无聊空虚的状态里。学校总是批评他们不努力，实际上，他们是不知道要努力什么。网络时代，信息获取看似很便利，但大家接触知识的渠道还是很窄。我们班上有个同学很爱看书，但是不知道应该看什么，只能去看热销榜在卖什么，结果往往买回来看不下去。

因为无聊，学生们就只能刷手机打游戏。在这方面有天赋的，可以在游戏里找到一些慰藉和自信。那些游戏也打不好的，就一直处在精神很涣散的状态里。很多学生来职校，都是上一级家庭和学校教育失效的结果。我想，这时社会应该给予他们更大的支持，让更多的资源向他们倾斜，引导他们找到自己的价值，但我所观察到的职校教育并没有做到这一点。我所在的职校，职校师生比例有些失衡，老师要对应的学生太多。而且学校相关规章制度僵硬，把精力都花在一些考核指标上，很少关注学生本身。

学校以军事化管理为荣，订立了很多规矩，包括进门必须打报告、宿舍摆设这种细枝末节。它还有严格的日程表：早上六点多要求老师带着学生跑操。学生没时间吃早饭，第一节课基本都在睡觉。晚上还要上晚自习，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到齐，实在没事做，在教室打游戏也可以。我没在这样强硬的环境里生活过，觉得这些规定太流于形式，只是一种简单粗暴的“管教”，而不是“教育”。学生很多已经步入成年，需要培养自主思考、自己安排时间的能力。如果强行所有时间都排满，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自我探索。在学校时，我曾希望改变点什么，向学校申请改革。我拟定了方案，把跑操变成每个月累计跑30公里，学生可以自己安排时间，用手机记录，由体育委员集中检查。晚自习允许同学不来教室，只要有明确的事要做就行，在一定的范畴给他们选择的自由。


学校封闭期间，用面包来充当给学生的生日蛋糕（受访者供图）

学校同意我用一个班实验一个月。改革实行后出乎我意料，全班30多个人，每天晚上能有10多个人到教室学习，这在一些大学里应该也算多了。而且这些自己选择到教室的学生，都是真正想要学习的人，不会和其他同学互相干扰，更专注高效。可惜刚过了半个月，改革就被强制叫停。理由是有老师在巡回检查时，发现同学在宿舍打游戏，觉得影响不好。我觉得答应学生的事就要做到，而且学生们配合热情很高，不能出尔反尔。我气不过，跑去和负责的老师争执。

他说，学校同意改革，是要在一个月内必须看到成绩提升了多少，现在觉得希望不大。除了制度上的僵化，让我更难以接受的，还有学校对体罚的默许。在例行检查时，老师发现学生在熄灯后玩手机，上去踹一脚都算轻了。学校对仪容仪表也有很多要求，有一次我们班一个成绩不错的同学染了棕黄色头发，在升旗仪式的时候，有个男老师当着所有同学的面，扇了他一巴掌。那个同学平时很乖，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，却受到这样大的羞辱。我作为辅导员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想来想去，私下给他买了一个黄头发的娃娃，让他不要太难过。《

在大城市里好一些的学校，家长有知识和能力保护孩子，但我们这里的家长，文化水平和能力有限，很少能站出来为孩子讲话，甚至有些家长是鼓励暴力的。他们说体罚的老师才是好老师，不允许孩子反抗。学生长期处在这种教育模式里，没有表达的渠道，习惯了默默承受。不只是学生，老师也困在低价值感中。在我入职时，就经历了同事有意无意的嘲讽，大意是说没想到名校毕业，最后还来这种地方上班。职校老师的社会地位不高，说自己在职校教书，似乎也是一种“不上进”的表现，比不上“大学老师”的职业体面。在这种观念下，老师自己的教学热情也会降低。在“蓝领”整体得不到尊重的风气里，很多老师都觉得，自己不是在给国家培养人才，只是在培养一群最普通的劳动者，所以把他们从学校送到工厂就行了，没有人在意他们去想什么。甚至有些老师本身就带着傲慢，看不起这些未来要去“拧螺丝”的学生。

对于我毕业于北大这件事，同学们一开始是不知道的，我也没有提。但其他老师们会把这件事当谈资去讲。开学一个月后，我听说有个老师在课上和学生们说，你们让大专生教一教就行了，现在还有北大的给你们上课。在这种意识下，学校不会教学生如何为自己争取，不去培养他们的自我意识，也不教他们如何与人相处，提高交流和表达的能力，只会不断地规训，把他们培养成一群沉默的劳动者。这样可能方便学校管理，但对十几岁的学生来说，就错过了成长的最佳时间。

其实，我一直对自己的教学没什么自信。我不知道自己讲的那些有没有用，也不知道像其他老师那样，中规中矩地代课会不会更好。但我始终希望，学生不止掌握专业技术，也能学会尊重他人，也尊重自己，成为一个“完整的人”。我会邀请朋友，给学生们做劳动法的讲座，教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我会带着他们看《守护解放西》，看罗翔老师的讲刑法片段，希望他们不要逾越法律底线。当有男生用某些词汇调侃女生，且不自知是一种不良行为时，我还会给学生们讲“辱女词”的来源，分享女性主义的书籍。

现在，很多人在讲文科无用论。但这些事都是我接受的文科教育告诉我的，要教会大家“把人当成人”。“标签”之下有时候，我会觉得我和我的职校学生们在面对相似的问题。高考录取线比其他一些大学高出几分不能证明什么，但“清北”就会变成一个被反复提起的标签。“清北”的标签，和“职校生”标签一样，都是越过了人本身，去定义一个人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给人预设好了一个评判的框架。我觉得学习的意义就是获得心理上的自由，而不是走进这个框架里。

我和学生们说，我就是很喜欢给你们上课，也喜欢和你们相处。这是真心话。刚开学的时候，我经常去宿舍跟他们聊天，我还在自己宿舍里收拾出来一块地方，叫学生们来聊天和吃东西。我知道我进入好大学，有很多运气和教育资源的因素，并不是我本身比别人优越什么。而他们知道我毕业于北大的时候，我们已经相处过一段时间了，而且是每天很长时间都呆在一起。他们是先认识了我这个人本身，所以不会觉得这个身份会带来距离。而且相比于其他人，学生们可能因为年龄小，思维没有固化，反而更能理解我的选择。他们会说，只要这些事你愿意做，你开心就好。我和他们可以很平等、愉快地相处，不会用那些标签来互相区隔。


元旦的晚上，和学生们一起跨年（受访者供图）

我也和他们聊到过“教育公平”的问题。我说我上了好大学，不是因为我真的多么努力，天赋异禀，这和从小的教育资源有关，还有些机缘巧合。有个女生说自己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：“以前别人都是批评我不够努力，我觉得是我的问题，心里还好受一点，现在你一说不公平，我觉得更难过了。”在学校呆了近两年，我慢慢感觉到无力。学校是三年制，学生最后一年要统一被派往工厂实习，毕业证直接邮寄。我觉得这里不适合自己长期发展，当我带的那一届学生也要去工厂了，我就提了辞职。但是我心里没有完全放下职校。我对于写作的认识，最深刻的改变是在职校。

刚来职校时，我会把和学生的日常故事随手写了发在网上，每篇一两千字。很快就有出版社来找我约稿。后来有一个师姐看见了，说我的文章好像有一种刻意观察学生的视角。当时我没太在意，我觉得学生是我生活里很重要的朋友，我不可能把他们当作一种素材去“消费”。后来有一个读专科的朋友看到，也有类似的评论，我才意识到，虽然我主观上没有那样的想法，但我的叙述方式、语言习惯、写作方法，不属于我一个人，而是属于一个群体。以前听老师讲“语言本身是一种权力，文学在利用权力去实现少数人的表达”，只是一种遥远的理论，从这件事我才真正发现它的含义，于是立刻停笔。

辞职后，我翻看了之前的文稿，我觉得学生们依然需要被看见，但不是由我来写。于是我重新联系了出版社，采访了十几位学生，让他们自己说话，然后以第一人称的口述记录整理。我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恰当，但学生们看到成文后都很喜欢，他们很少有能表达的机会，第一次看到自己说了这么多话，发现自己生活其实不是那么空白。有个学生反复说，出版了一定要买两本，因为在文字里，他又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我对采访里的一个同学印象很深。他说自己很热爱从小长大的村庄，看村子里四季变化的风景，看老人慢慢变老，看孩子慢慢长大。他是留守儿童，父母一直在北京打工，他小时候对大城市很向往，后来长大后去找父母，也打了一个月的工，才发现城市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美好。但他没有办法留在村庄里，必须割舍掉那些细腻的感情，接受长大就要去城里打工的命运，做一个永远的外来者。

以往的讲述总是说乡村的人多么向往城市生活，似乎我们每个人都以去城市为目标，事实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年轻人，面对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没有选择的机会。我虽然不在职校做老师了，但依然对职业教育感兴趣，未来还是想从事相关工作。等书籍出版后，我打算用一些版税组织一个公益项目，给学生们提供自我表达、职业规划方面的帮助，让大家提早的去接触不同的职业，按他们适合的分数段去报考，鼓励他们去到更好的职业学校。我深感职校学生们能接触到的机会真的太少。

最近一些学生刚刚考完专升本，一个同学来感谢我，因为我之前给他们办过经验分享会，让他认识了考学成功的学长，在备考时少走了很多弯路。在我的受教育经历里，这种分享会是再普遍不过的东西，没想到对他们来说如此难得。那个之前上课爱翘腿的男生也考得很好，给我发了很长一段话。他提到之前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，我作为辅导员去和他谈话，但他听不进去，我讲的时候非要打游戏。我没有强迫他，后来又专门找了时间，单独和他谈心。他说他当时在气头上，虽然很不解，但还是决定听我的，因为他相信我是个好老师。他说，“你永远是我最好的老师和朋友”。我觉得特别感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