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色列的导弹，掀翻了伊朗高官们的豪宅

阿里

这两天来自《泰晤士报》的报道，其中有这么一段话：
伊斯兰共和国官员公开宣称他们作为虔诚的革命者过着朴素的生活。伊朗最高领袖举行讲话和会面时，使用的是没有椅子和家具的简陋大厅，以展示简朴的作风。但以色列袭击了德黑兰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的豪华顶层公寓，揭开了政权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在最昂贵城区的奢华生活面纱。这些街区几乎看不到道德警察巡逻，是德黑兰精英和政权官员的居住地，他们不受通货膨胀、制裁或危险的影响。奢侈品店出售路易威登和萧邦的商品，经常能看到政权官员的子女开着宝马和保时捷在街上兜风。

现在，他们不得不直面战争现实。《泰晤士报》的这个长篇报道相当客观，它讲了伊朗各个阶层的人们在本次军事行动中受到的影响，这一段只是为了展示伊朗的权贵们所受到的影响。有时候，战争可能是一件好事——这么说也许有点残酷也有点不人道，但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，战争往往会带给一个社会革新的机会。

伊朗的神权政府，早已腐朽不堪。他们打着最美丽的信仰旗号，却让这个旗号成了满足利益集团无限私欲的借口。这种事情并不鲜见。理想的口号谁都会喊，而且往往对大众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他们告诉你“彻底的平等”或者“恢复国家的荣光”，没有谁能拒绝这种漂亮的宣誓。但是，任何美好的承诺，在单一而不受监督的权力下都只能化为权贵们的豪车和特权——伊朗便是如此。

哈耶克说：通往地狱的路，通常由善意铺就。政教合一的神权政府，看似是有监督或者自律的，因为宗教天然具有自律性。但宗教的承诺和其他的“革命理想”其实并无太大区别，都是“自己约束自己”，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。霍梅尼在当年组建其权力结构的时候，非常精明地使用了一整套非常蛊惑人心的话术，成功地让伊朗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们接受了他的路线。

首先，是善用民族主义。1979年霍梅尼作为领袖推翻了巴列维王朝，后者是一个世俗化的、开明的、亲西方的政权。霍梅尼将“民族独立自强、反美、伊斯兰复兴”三者捏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奇妙的最大共同体，因而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。在伊朗这样的国家，很少有人能拒绝“反美大旗”和“民族复兴”的双重理念，掌握了这样的宣传武器就意味着获得了“基本盘”的民意。

狂热的民众支持了霍梅尼，认为他会带领伊朗走向自由独立民主的未来，但他们都忽视了一点：宗教本身就是带有专制色彩的，而霍梅尼的本质是一个宗教学者和宗教领袖。这一点从霍梅尼上任之后的做法就能看出来——从1979年至1983年，革命法庭处决了8000名反对者。霍梅尼的第二点精明之处，在于保留了民主的形式，但让单一的、绝对的神权权力站在了民主之上。伊朗依然保留了三权分立，也保留了选票制，但霍梅尼建立了一个在其之上“监督”的宗教机构。

这样一来，民选总统只不过是背后“最高意志”的执行者罢了。伊朗神权体制，赋予教法学家“神圣监护权”，最高领袖有权否决议会法案、任免军队指挥官。同时设立宪法监护委员会，教士集团可审核议会候选人资格。说白了就是：无论下面的执行机构怎么变，最高决策权力始终保持不变，而且不容任何质疑与反对。任凭下面的总统走马灯一样换，现在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继承了霍梅尼的衣钵——这才是伊朗真正的权力中心。所以，伊朗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到权力结构，都是一个“缝合怪”。

它反专制，但拥有“最高权力”。它倡导民族独立，但却又在拼命洗刷和消灭伊朗真正的民族文化，用宗教意识形态来替代民族文化。它主张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，却又通过道德警察和严格的信息管制，来保证“纯洁性”。但这一切的承诺，最终都根植于一种宣传，那就是伊朗的高官们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——一旦这个说法被戳破，其执政合法性就要受到民众的质疑了。

以色列砸向伊朗高官豪宅的导弹，会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吗？无论什么样的美好承诺与理想，最终都敌不过保时捷、爱马仕和隐秘的特权。也许霍梅尼最初建立其神权政府时，初衷是好的，但人性经不起考验，无论多么精心设计的权力结构，都难以避免走上那条“被诱惑”的老路。

当伊朗存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“委员会”，那这个委员会走向腐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。伊朗是一个有着伟大文明积淀的国家，只能默默祝愿伊朗人民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。